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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米尔高原上的医生

1999-06-24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中国太阳落得最晚的地方是哪里?

是乌恰。

乌恰在哪里?

新疆有个高原叫帕米尔,乌恰县就在帕米尔高原上。

乌恰县住的是游牧民族柯尔克孜族。他们喜欢骑着马,弹着库姆孜琴,在大山里歌唱他们的民族英雄玛纳斯。

但现在的柯尔克孜人除演唱《玛纳斯》外,还到处传唱着《白衣圣人》和《清泉水》两首歌。

这两首歌都是歌唱同一个人的。这个人是一名医生,名叫吴登云。他现在是乌恰县人民医院的院长。

7000毫升鲜血

科学家们认为一个人体内的血液总量大约在6000到7000毫升左右。

在乌恰县医院的36年中,吴登云曾经30多次为病人无偿献血,献血数量已相当于他体内的血液总量。

吴登云第一次为病人献血是1966年,那是一位患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柯尔克孜妇女,因严重贫血,面色苍白,双目无光,连走路都没有力气。年轻的吴登云伸出胳膊让护士将自己300毫升鲜血输进病人体内后,病人说:“医生,我感到身上长气力了!”

吴登云说第一次输血自己也有些害怕,喝了不少糖水。但输后反应不大,挑40公斤的水走了100米也不觉得累。从这以后,献血成了常有的事。

其实很多情况下,吴登云献血也是无奈。乌恰县没有血站,血站在100多公里外的喀什,等派车把血取回来,病人可能早没命了。

有时患者与自己的血型不一样,吴登云就把家里人拉来献血,他的大儿子吴忠,儿媳李萍,小儿子吴杨晨,女儿吴燕都为病人无偿献过血。

吴忠第一次被父亲找到医院献血时才20岁,当时他刚高中毕业,在建筑工地当小工,听说要让自己献血有些不情愿。吴登云对他说:“你把二三百毫升血输给一个病人,救的是一条人命。人一辈子能够救一条人命的机会不是很多的,这样的事还有什么不情愿的?”

因为是主刀医生,献血后吴登云经常还要接着做手术。有一天,吴登云有些挺不住了,200毫升血一献完,他就觉得两腿发软,下班回家的路上身子飘飘忽忽,终于倒在了路边的林带里。

这次以后,吴登云觉得自己毕竟老了,光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行,便在全医院组织了义务献血队,医院所有医护人员都检验血型,列成表,随时等候献血,他们称之为“人体永恒血库”。

县里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,在全县也开展了自愿参加“人体永恒血库”活动,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报名。

13块皮肤

1971年11月29日下午,柯尔克孜族的买买提明·依力亚斯两岁的儿子不小心扑进毡房中间的火堆,腹部、背部被全部烧烂。买买提明对那一天记忆深刻:“孩子连哭声都没有了,我抱着无声无息的孩子,骑着骆驼,从波斯坦铁列克乡的牧民点,走了两天两夜才到县城……”

事隔28年后,吴登云已经记不起患者的姓名,是什么地方的,但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得还很清楚:

当时我就给他输血,抢救治疗,把烧成三度的地方切除了,因为那皮肤完全烧坏死了,像皮革一样了。切除后成了一个面积很大的创面,如果用纱布盖上,沙布吸收水分,孩子的体液就会损失很多,我就买了4只公鸡,把公鸡的皮揭下来盖在创面上,当时书上说要用猪皮盖,可我们这没有猪,只好用鸡皮代替。

鸡皮覆盖也不能长久,吴登云就想法给孩子植皮,在给孩子做了两次植皮手术后,吴登云记得一本杂志上曾经介绍,采取自己皮和异体皮相间植皮的办法,这样用孩子身上很少的皮,就可一次性完成植皮手术。

当吴登云把这个想法告诉孩子的父亲,并表示希望在他身上取皮的时候,憨厚老实的买买提明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,他不懂得什么叫植皮,他只知道医生要割自己的肉了,说什么也不愿意。再不做手术,孩子的命就保不住了,吴登云决定取自己的皮。

医生护士一致反对他的做法,并拒绝做他的助手,吴登云决定自己给自己施行手术:

我先给自己进行局部麻醉,一针下去能麻醉4平方厘米,取一块皮要在周围打4针,刚开始我先在我的左大腿内侧割,这儿皮肤面积大,比较好。由于没有人帮忙,又没有取皮刀,我是用血管钳夹住手术刀片割皮的,割了几块不行,又在右大腿内侧割了几块,也不太行。我就移到左小腿肚上取,还成,但不够,又在右腿小腿肚上取了几块,总共取了13块皮肤。

吴登云将取下的皮肤泡在盐水里,包扎好自己的伤口,然后再从孩子身上取一些皮,将自己的皮与孩子的皮肤“像贴邮票一样”相间植在孩子身上。

站在一边的买买提明惊呆了,当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,双手捂住脸,蹲在墙角,呜呜地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

现在这个名叫托合塔西的孩子已经30岁了,并且成了一个男孩、一个女孩的父亲。

他让记者看了他腰部、腹部的伤痕,那里清晰地留着皮肤相间的痕迹,只是记者已很难断定哪一块是吴登云的皮肤,哪一块是托合塔西自己的皮肤。

记者也看了吴登云腿上的伤疤,那些伤疤依然保持着规则的形状。

“毛主席的好弟弟”

老一点的当地人都记得,吴登云来的时候还是一个23岁、从江苏扬州医专毕业的学生。

吴登云说刚到乌恰时,县医院只有3名医生,一切都是陌生的:

工作上首先语言不通,患者讲的话一点也听不懂,看病的时候要找翻译;再就是上学的时候只实习了内科和外科,到这里看病门诊就我一个医生,小儿料、妇产科、五官科的病人都找我看,我找院长说,这我没学过。院长说,你是医生就要看所有的病人。没办法,我就在抽屉里放一本书,确实看不懂的病,就拉开抽屉,一边听翻译,一边翻开书对号入座,看什么样的病应该给什么样的药,该咋治疗。

再就是生活上也不习惯。我刚来时不吃羊肉,这儿是牧区,柯尔克孜族信奉伊斯兰教,当地牧民以吃牛羊肉,喝牛羊奶为主,所以既没有蔬菜,也没有大米,更没有猪肉。当地牧民把蔬菜叫做“乔甫”,就是草的意思,说人怎么能吃草呢?一开始吃奶子,肚子总觉得鼓胀鼓胀的,老犯便秘;吃不上蔬菜,嘴唇干得都是口子,鼻子动不动就流血,那时只能吃一点鸡蛋,有次到牧民家让牧民给炒个鸡蛋,牧民却端上来一盘打好的生鸡蛋让我吃。他们不会炒菜。

但这里的缺医少药更让他触目惊心,他亲眼看到一个肠梗阻病人、一个胃穿孔病人死掉了,这些病人是家人骑着马走了几天几夜才送到县医院的,但县医院却对这并不难治的病无能为力。

吴登云想钻研外科手术。他买了很多书,又买了4条狗,现任乌恰县医院副院长的海拉提告诉记者:

看吴院长养了4条狗,我当时想他养狗干啥,原来他在狗身上练手术。当时我拜吴院长为师,一次他让我护理一条做了手术的狗,防止出现内出血等情况,那时我也年轻,没有在意,晚上没看护就回去了。第二天早上狗死了,吴院长非常生气。我说一条狗死了就死了嘛,有啥了不起的!吴院长说,这是一个“病人”,给它的手术成功不成功,就等于给病人手术成功不成功;这条狗死了,就等于病人死了,你做医生的难道不知道这事的分量吗?听了这话后,我的头“嗡”地一声。

从1964年到80年代末,吴登云每年都有三四个月时间到牧区巡回医疗,最长的达6个月。

帕米尔高原上,到处是崇山峻岭,冰峰雪路,柯尔克孜族牧民就零零落落地分布在大山的沟沟缝缝里,往往巡诊一户人家或治疗一个病人,要骑马翻山越岭,涉水跨涧走上好几天。他说,骑马是件非常辛苦的事,在马上走50公里,比坐车走500公里都累得多。

吴登云走遍了乌恰县的30多个自然村,50多个牧业点,为几万名患者解除了病痛,与柯尔克孜农牧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。

当记者随着吴登云来到乌鲁克恰提乡时,柯尔克孜牧民听说吴登云来了,很快聚在乡政府,将他围了起来。一位神情激动的老人,一边拥抱着吴登云,一边说个不停。我们听不懂他的话,问乡党委书记张建新,张书记笑着解释说:“这老人在说吴院长是毛主席的好弟弟。”

柯尔克孜人非常崇拜毛主席,他们说吴登云长得像毛主席,为他们治病又尽心尽力,所以称他是“毛主席的好弟弟”。

三次想走的念头

乌恰是个艰苦的地方,这地方很难留住不是生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。包括吴登云本人,也有三次走的念头:

第一次是我刚来不久,在乌恰县最偏远的光根乡巡诊,睡在老乡的帐篷里,浓得呛鼻子的腥膻味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一想外边的重重大山,再看看毡房里一家老小与自己同处一室却语言不通的柯尔克孜兄弟,一股凄楚涌上心头:这辈子就在这里干下去吗?是不是尽快想个办法离开这里呢?当时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同学,想让他们帮我调动,但最终信没有发出去。后来饮食习惯了,气候适应了,语言也逐渐通了,也就打消了走的念头。

第二次是1985年地震的时候,那是8月23号傍晚,一场7.4级的地震把整个乌恰县城夷为平地,医院也变成废墟了,半个小时后就有100多个伤员送来,最后死了20多人,我们是从废墟里往外扒绷带、药品抢救伤员,那种景象现在想想都可怕,太惨了!几乎四五天乌恰县城上空都是一片尘埃,雾茫茫的,不是叫声就是哭声,我当时想调走。我想我不在这个烂摊子待了,住在地窝子里,在帐篷里给病人看病,这咋行呢?受这罪!后来一想,这时正是缺医生的时候,我怎么能撂下伤员、病人不管呢?

第三次就是我女儿去世,我有点后悔。我最喜欢我这个女儿,我想,要是我早点离开这个地方,女儿可能不会死的。

吴登云的女儿叫吴燕,是乌恰县医院的护士,当年吴燕考干,本可以到金融系统,吴登云硬是让她到了医院,说医院需要人;女儿结婚后本可以随丈夫调到新疆条件更好的地方,吴登云却让她在医院待够10年再走。这次护送病人到乌鲁木齐,本来吴燕休假可以不去,但病人要求她去,老吴觉得女儿曾在乌鲁木齐进修过,关系比较熟,便让她去了,没想到路上出了车祸。还不到28岁,撇下一个5岁的孩子早早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可能是对吴登云的最大的一次打击。

吴登云也有3次调走的机会。两次是回家乡扬州,一次是调到州上,但他最后都自己放弃了。

他的理由很奇特:

无论是扬州还是高邮和州上,像我这样的医生都有很多,但乌恰县像我这样的却只有我一个,想来想去,这儿更需要我,我还是留在这里吧!

树木和森林

其实吴登云心中有两个计划需要实施,一个是“十年树木计划”,他要使新建在戈壁上的医院变成一个绿树成荫,花园式的医院。

另一个是“树人”计划。他从乡里、州里物色了一批有潜力的柯尔克孜族青年,向县里要了专项经费,送到自治区和州上各大院校、医院去进修。

乌恰县医院目前唯一的骨科医生,主治医师乌斯曼·因孜说,没有吴院长的帮助,就没有他这个骨科医生:

我从州卫校毕业时分在州医院卫校,没有专业,吴院长说,我们没有专科骨科医生,你愿来马上送你去进修,我便调到了县医院,经过一年进修到医院后开了骨科,每次做手术,吴院长都在旁边站着做我的助手,有他在,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一次水泥厂送来一个股骨开放性骨折的病人,这种开放性骨折我从未做过,出血、感染都可能导致死亡。我让吴院长主刀,吴院长说,别怕,你主刀我当助手!当时病人出血过多,血压只有60—40,边输血,边抢救,我一直担心病人休克继续发展,吴院长一边指导手术,一边不断提醒:不要慌,不要慌,慢慢来。经过两个多小时,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。

12年来,乌恰县医院先后送26名柯尔克孜族医务人员进修,其中有的多次进修。乌恰县医院由过去只能看个头痛脑热的医院,变成了一所医疗水平较高,功能比较齐全,环境优美的医院,除了开胸开颅手术,一般手术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妥善处理。

在乌恰已经当了36年医生的吴登云,从江苏来时风华正茂,面色白皙,现在他已是两鬓霜飞,一脸紫铜色,那是因为靠近太阳,因为高原坚硬的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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